诸位知道，崔健是玩“艺术”的。我把自己假设为艺术家一定会引来很多人的哂笑。但实际上，在很长时间内这样的假设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我们的印象曾经非常深刻：艺术与贫穷是一对夫妇，穷困潦倒是艺术家难以逃脱的宿命。翻开中国的典籍，留下字字珠玑的几乎都是失意穷愁之人；在近代文明的发祥地欧洲，也并不能得到太多慰藉。雨果就曾在散文里追悼巴尔扎克，他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后者的贫困以及带给他的巨大震惊。艺术和贫穷错配的经典之作还有我们永远不会释怀的阿炳和梵高。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现代传媒和商业运作使这一切迅速被颠覆、被遗忘。名利，名利，“名”就意味着“利”，眼球经济、名利双收成了我们熟知的社会规则和一般常识，“超女”更把这一现象演绎到了某种“经典”的程度。这使得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那些逝去的艺术家们，可能有很多人会后悔没有延后出生，邂逅一个被娱乐记者跟踪、被优厚的片酬找上门的时代，可以享受那种“巨额广告代言费被媒体曝光”的幸福的烦恼。

毫无疑问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作文800字，现在的艺术家、明星抑或大腕（我们不妨统称为艺人），拥有艺术人生的同时，也在打理自己的财富人生。于是乎，在2006年年初的上海，举办了一场似乎没有引起外界太多关注的论坛。在这个风云际会的东方都市，那场只有国内艺人参加的论坛只是“会议经济”的“一小步”，但就艺术和财富的关系而言，这场名叫“中国首届艺术财富高峰论坛”的活动却迈出了“一大步”，因为“首届”两字明确无误地追认了这样一个事实：财富不仅仅是艺术征服过程中顺手得来的战利品，更已成为很多艺人们主动追逐的首要目标。

从收入的等价关系看，艺人几分钟，百姓十年工。大概过去亏欠艺人太多，所以，当艺术自由地猎获财富芳心的时候，我们坦然接受并愿为之热烈捧场。我们明白，他们的艺术殿堂也应该以金银珠玉相衬，他们应该生活在另外一个丰沛的财富世界。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一定会大大地惊奇。

崔健就是让我们产生这种惊奇的明星歌手。从1986年《一无所有》惊艳海内外起驰骋乐坛20年，崔健依然是中国摇滚乐的旗手。设想多少年后我们翻阅中国音乐史，在摇滚乐浓墨重彩的那一章一定布满了崔健的名字。但就是这位“教父级”人物，如今却栖身于北京一所普通的筒子楼，过着司空见惯的大众化的物质生活，这与同时代的某些明星年入千万，身价过亿形成了鲜明对照。崔健，为了理想赔了钱。

理想是理财话题的禁区。对于一个为了理想什么都可以放弃的人，我们固然可以给予无限的爱戴和尊敬，但却永远无法讨论理财的问题了。这未免让我们的“惊奇”迅速以遗憾而结尾。我想，如果把我这样一个凡夫俗子设想成拥有才艺和机遇的“崔健”（或者说假设崔健没有那么多责任和理想，只是一个“经济人”），去追求凡夫俗子“掌声与财富齐增，才艺与财技俱进”的生活目标。

如此一来，既可允许我在时光倒流20年的基础上做个事后诸葛亮，又可以在白日梦里过把名人瘾，还可以在发财的癔症中演练一番，自思亦且对他人无害，属于“帕累托”最优一类的改进，不影响“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我是崔健，我要学习“同流合污”。不仅要牢记“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道理，更要“得缩头时且缩头”。别人假唱，“吾知吾不言”。对于看不惯的现象，我要努力“习惯成自然”。有商家邀请出场，有媒体要求采访，好啊，好说好商量。如果重新来过，那一次商家邀请我参加剪彩仪式并报出“天价”出场费时，我不会扭头就走了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作文800字，多就多点呗，钱多不塞牙呀。媒体和观众，都是衣食父母，万不得已我断不会招惹。大家知道我热心公益，曾经为亚运会、为丽江音乐节义演筹巨款，甚至自掏腰包。我在圈子里仗义，不计小利，不计得失。这自有我的道理。

刘若英不也有理财“532法则”，除50%存银行，30%用来花之外，还有20%的钱留给朋友去借吗。朋友多，口碑好，机会自然也就多。但是钱也不能随意施舍，更不能让小人坑蒙拐骗，蓝心湄的聚财之道不是“抠门，抠门，再抠门”吗？该花的“策略成本”不能眨眼，不该花的无谓支出一个子儿也不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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