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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家评说李可染

邵大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在弘扬传统国画的过程中,李可染抓住“写生”这一重要环节推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与此同时他努力解决山水画面临的其他一系列课题。李可染巧妙地把包括关注形、光、色在内的西画的创作技巧,有机地融在传统的、写意的笔墨体系之中,他从法国后印象派画家塞尚作品中得到表现物象体面关系和结构的启示,从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的作品中获得运用明暗法、逆光法和厚涂法的启发。他把这些方法和传统的笔墨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使画面浑厚和富有生活气息。他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在中西文化艺术广泛交流的大潮中作以中为主的融合,目的是为写意的中国画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获得更强的表现力。

尚辉 《美术》杂志社主编

李可染的艺术个性中,笔墨、图式各占半壁。一方面,他因各自独特的笔墨个性在笔墨价值秩序中拥有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在时空探索上拉近与现实图像的距离,并由此开启图式个性,他是最能体现这个世纪价值观的转换,也最能为这个世纪理解、接受和拥戴的大师。

李可染自1954年起开始了直面现实山水的写生实践。这种对景写生的过程,实是他根据现实感受对传统笔墨的整合过程,传统皴法的程式消失了,代之的则是对传统笔墨那些纯粹质感和表现力的体悟。这种笔墨体悟通过他个性的选择,被强化地运用到对山林幽深的质感和逆光变幻的感受表达中,他此后的创作实是用积墨语言去放大加强这两个现实感受,并力求提炼、升华那浑厚、苍茫、幽深的精神境界。

龙瑞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

在中国现代画坛上,李可染是一位20世纪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交叉点上的一位重要画家。他“浓重丰满”的画风、“浑厚清刚”的笔墨蕴涵着自然美的美学取向和深刻的民族文化精神。几十年来,李可染的绘画艺术一直受到美术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渐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影响着当今中国画坛。

作为中国画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李可染不仅对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中国画研究院的学术走向、学术定位奠定了基础,并引领了中国画走向新的发展历程。他把传统转换为现代,把外来转换为本土,从现代人的视觉感受和文化观照出发,创化出具有新时代精神、新时代境界的绘画形态,完成了中国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李可染的山水画艺术集中体现了20世纪中国人的山水理想和山水情怀,他从祖国大好河山的具体形态中升华出代表时代的山水画境界有的画家,没有深刻感受,从手法与观念、玄想与操作上将中国山水画当代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薛永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李可染阐明了几个观点:1、“人品高,画品才高。”2、“创新在文化方面的内涵,一个是继承,一个是发展。人类几千年的文化是世世代代在研究,在创造,是‘接力赛’,并不是从某一点开始,从你那儿开始。”3、“东方既白”。“我们东方文化很高,我们中国不是野蛮民族,当然,西方文化也很高。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社会长期封闭的情况下,西方文化突然涌进来了,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任何好的东西都不要拒绝,但是要有自信,有主心骨。我们的文化是东方文化的核心,东方文化有过光明时代,我可以预言和西方文化抗衡,能和它并驾齐驱的就是东方文化。”4、“中国画的笔墨很丰富,现在只用了它的十分之一,还有许多广阔的天地,关键是看你怎么理解,怎么对待,说来说去,还是进出问题。进去难,出来也难,有的人一辈子进不去,有的进去不知学什么是好,有的人进去了,一辈子又出不来。”5、“形成自己的风格,画出‘自己的面貌’太不容易了!它要花去一辈子光阴,耗费一辈子精力,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风格面貌是自然形成的。”

范曾 中国艺术研究院

在李可染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我们回顾一世纪来艺术的长河,真可谓千帆竞发。而于中国山水画史上,有两艘锦缆宝筏――李可染和傅抱石,已然被公认为黄宾虹以后不争的伟大存在。而且他们风格奇特,不可端倪,中国现代山水画史没有这两位大师,将会是黯然的。“信宿渔人还泛泛”的小舟再多也无济于事。

何怀硕 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教授

齐白石与黄宾虹是李可染的恩师中最主要的两位。在粗笔写意、简练道劲的齐白石与拙厚迷离、繁密苍润的黄宾虹两种对立的美感与迥异的风格之间,李可染没有无所适从,迷失了自己。也不像其他画家一样,一手石涛,一手八大,为古人奴。可染先生真正是师其心,不师其迹。他追随两位大师,不为模仿,而是研究其思想,体悟其精神,分析其质素,活用其方法,领会其真趣,然后吞吐吸纳,综合融汇,创造转化而成适合自己的养分。可染先生的画与画论,充分表现了他善于学习的天赋,创造性地继承前人,建立自我。

李可染的画非常富于魅力;魅力来自于他独特的风格。一般都以“黑、满、重、亮”来形容李可染的艺术风格。这当然不无过于表面化、简约化之嫌,但也确有指点迷津、重点提示之用。

“黑”不仅是墨用得多而已,黑是沉郁、苍莽、深邃,是一种气质,一种心境,一种品味,一种美感类型。

“满”是李可染画的另一特色,孟子所谓“充实之谓美”,满即是充实。中国文人戏墨,逸笔草草,滥留空白,以虚薄赢弱为“灵气”,日“无画处皆成妙境”。可染先生一反陈腔,重丰满充实。他有一方图章曰“陈言务去”,有意努力矫正文人画的积弊。至于“崛”与“涩”,是我个人的体会。“崛”是奇崛;“涩”是拙涩。

曾肃良 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研究所

李可染的艺术成就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重要里程碑,其独特的画风不仅仅提供现代艺坛新的视野、新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中晚期的后现代狂潮里,树立一个新的典范。

在技巧上,李可染的早期绘画仍然保留了传统笔墨的形式,在晚期创作生涯之中,却开始以点组合成大块面的方式来建构其山水景象,原本居于主导地位的线条,退居次要位置。留白的作用,已经转变为展现光影与营造立体感的意图有的画家,没有深刻感受,似乎与传统的留白观念产生一定的距离。所谓“形式”“结构”“块面”与“立体”仿佛成为李可染后期绘画所关注之焦点。

万青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李可染先生是画家中的思想家,是一位开宗立派的宗师;同时他又是一位仁厚、善良,安分守己的普通公民。

他从来不抱门户之见,不参与派系之争。艺术上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其包容程度之大、并蓄范围之广,史上罕有人能与之相比。李可染先生被誉为中国山水画的革新家;然而,他的改革从来不走极端,不寻捷径,不找窍门,他明白“峰高无坦途”,用超常的苦功和长年积累的学养,把传统推到今朝,达到了“无过而无不及”的理想境界,他的艺术既传承着传统的精粹,又改变了中国画的时代面目,堪称艺术典范。

刘曦林 中国美术馆研究员

李可染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山水画开宗立派的人物,由于他和他的同代人的努力,中国山水画由高度成熟的程式化的传统样式,演变为亲近人生、亲近自然的现代山水,并且经历了由写生山水转换为创作山水的数十年历程。李可染既有对传统观念的叛逆,亦善于找到这些对立双方的辩证关系、变通关系,从而实现了一种并非传统的革新,一种并非革命性颠覆的“和平演变”。李可染主张精读两本书,第一本是大自然,第二本是传统,并认为生活(大自然)比传统大得多,从而将袭古山水在生活与传统的关系上整个地颠倒过来。

沈揆一 加利福尼亚大学

安雅兰 俄亥俄州立大学

李可染先生的艺术在中国美术的史册上留下了璀璨绚丽的一页。尤其是他的山水画,从上世纪40年代的读传统,至50年代的师造化,到60年代逐渐确立自己的山水画风格,实现了自己“为祖国河山立传”的壮志。他晚年的山水画以深邃的精神意蕴和博大的形式美感创造出一种纪念碑式的视觉冲击力,形成了独特的李家山,给中国山水画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对于他早年学习四王及石涛齐黄,中年的写生山水,和晚年的成熟风格,众多学者都已作了精辟的阐释和论述。正是这种多元的取向和豁达的情怀,加上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使得李可染创造出超越传统,具有完全代意义的李家山水。

(摘自2007年11月5目中国美术馆举行的“李可染艺术与20世纪中国美术”国际研讨会上专家的发言。摘要未经发言人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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