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21日夜，南京鼓楼区一幢筒子楼宿舍的厨房里，收音机传来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落幕的消息，挽救旧体制的最后一次努力宣告失败。与此同时，高华写下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以下简称《红》)这本书的题目。

在离世前的回忆中，他在病床上说，当时自己明确地感到历史到了一个临界点，需要克服恐惧和畏难，写下来。

21年过去，高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终点，留下这本书，它是战胜恐惧、虚无和日常生活平庸感的成果。

在近亲眼中，高华是一个常人，一个温良的亲人，没有刻意显露他身上“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那部分。他们有些难以理解外界对这个亲人的关注。甚至在他写作《红》的那些年里，妻子刘韶洪也不知情。

在学者杨奎松看来，研究者面临的材料阙如、政治禁区、人事忌讳以及档案保密种种，使得研究者如同燃薪照室，只能见到自己目力所及的部分。由转向近代史，成为部分尚有追求的学者不得已的路数。然而不探究，又何以追溯与理解当代中国的命运?

高华反其道而行，以民国史研究者的“外人”身份闯入，为去政治化。

这是一份守夜人的生平履历。

沉默的遗言

高华逝去后的家里，拥挤地堆放着他的书。除了那些有幸安置在书柜里的，其他只能占据着卧室和客厅的大部分地面。

这像是少年高华去借书的南京九中留守处，凌乱的书籍落在库房的黑暗和尘灰里，高华用一只蛇皮袋每次从那里带出一些来，付出的代价是那个年代难得的一个炸油球。

这是一所消失的中学留下的“遗言”，由于不合时宜的天主教血统，它在史无前例的年代里被解散了，少年高华透过沉默翻译了它。由此，他在语录声的帷幕后初步获得了自己的语言，也就是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

跟着高华去留守处借过书的妹妹高慧回忆，他可以通过每天翻看家里订阅的《参考消息》的人物排名，推测出当时的政治局势，比如陈伯达以至的失势。恐怖的红八月，高华从母亲的手中抢下她正要投入火堆的《普希金诗选》。学校里，14岁少年高华的作文被贴到墙报上，女同学刘韶洪对于其中出现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人名和理论引述大为佩服，埋下了多年后克服对高华出身的顾虑而与其恋爱成婚的情愫。好友贺军则和他认真讨论有无可能按献言者的话活到150岁的问题，结论是不可能。也是在这个年代，当大人们刚开始从语录声中溜号，为小家庭自制沙发和五斗柜的时候，少年高华已经开始从各种材料中注意到延安这个隐晦的名词。

这里面或许含有某种血缘基因。高华的父亲曾经是南京地下党的重要成员，从事情报工作。在解放南京过程中，他的同志们因为表现过于突出，甚至不合时宜地与南下部队在国民党总统府会师，在解放后的“降级、控制、淘汰”普遍政策中，更为不利。高华父亲长期担任秘书一类职务，又在反右中顺理成章地成为，即使他在58年中一言未发。

“”中，高华的父亲因躲避批斗出逃，声讨的大字报和通缉令贴到了家门口。亲近的好友贺军收到了学校的警告和家里的“隔离令”，妹妹高慧则在学校里被人称为“狗崽子”。高华在1963年考上了南京外国语学校，却被政审卡住。

“一打”的高潮中，全校学生被拉到路边，目睹行刑车队经过，接受专政教育。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时，高华和别的黑五类子女被集中起来，不准参与欢迎这位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没有资格看到西哈努克的高华，却有机会看透时代的表象，获得一种内心视力。

内心视力让高华懂得物质和精神之间的交换规则，做出的却是用炸油球或一双等外品袜子换取借书的选择。在八年的商店柜台生涯后，他没有安分当一名油水不缺的售货员，以第一志愿报考历史系。数学不好的他只考上了专科，隐伏多年的能量却在久违的校园爆发。在大学同学郭必强的回忆中档案我们共同的回忆，他总能成为占座的高手和熄灯讨论的中心人物。两年后的南京大学专升本中，他成为仅有的四名中选者之一。当年在仓库中依稀回响的历史遗言，终于日渐变得清晰。

逝去的潮水

当高华写下《红》这个题目之时，上世纪80年代的潮水刚刚从中国这块滩头退去。后来者很难领会那个时代，一个白糖、螺纹钢、茶叶蛋和四化、文学寻根、思想新启蒙分头并进的时代。

高华当时相识的学长萧功秦，到今天仍旧保留着骑摩托车长驱千里的习惯，让人很难和他的“新权威主义”高论联系起来。以后滴酒不沾的高华，1986年之前却是不辞大醉的豪客。在他的结婚酒席上，好友贺军为了拼酒，事先误服苏打，导致酒宴翻江倒海档案我们共同的回忆，在一片狼藉中收场。和别的搭上大学末班车的大龄青年们一样，这一代人的青春像是永远不会结束。

本科期间，高华和郭必强一起参加了一位天津同学张罗的《史》写作小组，一群初生牛犊分头撰出了书稿，直到碰见迎头断喝，才知道在这个时代里学术仍旧有禁区。

读研之后，高华和颜世安参加了哲学系师生的圈子，参与翻译《比较现代化》丛书系列中的一本《摆脱困境》，这套书追随的是此前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轨迹，却生不逢时，只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余韵。这本1990年出版的灰色书籍的封面上，仍然可以查到译者高华的名字。

一代人延长了的青春，和顾准想象中的“神武景气”一起逝去了，戛然而止。黑发开始侵入灰白，十年前在大学课堂上听到老师讲解《报任安书》时沸涌的血液，这时已经沉静回流。

过去的圈子消落，好友云散：贺军出国，和自己一起专升本的同学张华下海。年过而立的高华，在一幢筒子楼宿舍的冷板凳上安顿下来，开始独自面对的坑道入口。

说出失踪的语言

在1989年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萧功秦和高华碰巧分到一间屋，从此订交。高华告诉过去的学长，他正在转向研究中共。“比国民有趣，国民党很沉闷。”他风趣地说。

上世纪90年代初，几个朋友开始听到高华要写一部延安专著的设想。这本书不打算申请课题，像司马迁的《史记》一样，是一本私人著述。

高华一直没有告诉妻子刘韶洪，自己这次爬格子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但郭必强有一次去高家，高华十来岁的儿子高欣兴奋地告诉他，“爸爸在写一本伟大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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