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实验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但还有一些是无法在现实中做到的，怎么办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想象力来实施。接下来这几个全球著名的思想实验，将带你开启一段脑洞大开的思维之旅。
结果很重要
在哈佛大学著名的政治哲学公开课《公正》中，迈克尔・桑德尔教授要求学生想象一下这么个场景――你是一名电车司机，那天，你驾驶着一辆有轨电车高速向前行驶，刹车突然失灵，不巧，在你前方不远处有5名维修工人，眼看你就要撞到他们了。但幸运的是，电车转向杆功能正常。这时，你可以转动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去。然而问题在于，那条轨道上也有一名工人。
摆在眼前的路无非两条――转弯，撞死1名工人；不转弯，撞死5名工人。这时，你会怎么办？
这就是多年来引起人们颇多争议的著名思想实验“电车难题”，无论怎么选都有可能遭受良心和道德的谴责。我们不妨来看看在不同的选择面前，你有可能产生的心理活动和结果――
你拉动拉杆，轨道另一端的人死了。你认为，如果非要牺牲，与其让五个人全都丧命，不如只牺牲一个。虽然你遗憾愧疚，但也已经通过努力，把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毕竟5>1，用少数人的死亡挽救多数人的生命，在那一刻这是最优的选择。
然而，有人谴责你的出发点太过功利，众生平等，人不应该作为效用最大化的代价，所以，你要为另一条轨道上那个“无关者”的死负部分责任。
或者，你没有拉动拉杆，5人全部丧生。你认为道德的判断不是根据结果，你不能把那1个人作为另外5个人获救的的代价。所以从本质上看，两条轨道上的重量是一样的，“5=1”。
但是这回，指责你的人更多了――如果可以只死一个人，那么为什么要死五个？
事实上，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也曾就此进行过一次大范围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无论地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出身，他们给出的答案都惊人地相似――几乎所有人都愿意转动变道拉杆。虽然大多数人对此会犹豫，但不难做出决定。原因很简单，大多数人觉得，如果能救活5个，哪怕牺牲1个也是值得的。拉动拉杆虽然也会造成不好的结果，但至少不是最坏的。
就像在空难事故中，我们把那些在最后关头改变航向，让失控飞机落入人烟稀少地带的人称为英雄一样，他们已经尽力挽救了大多数人。可见，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认为，行为的对错取决于它造成的结果。
行为是否道德
但换成其他情况，大多数人却又对“结果”不那么坚定了。循着电车难题，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这个情境。
这回，你站在天桥上，突然你看到桥下一辆失控的电车正疯狂向前行驶。在轨道前方，有五名工人正专心致志地工作，没发现电车正向他们冲来。此时，你身边正好站了一个胖子，你发现他的巨大体形与重量，正好可以挡住电车，从而使五名工人幸免于难。但与此同时，胖子必死无疑。那么，在不考虑是否犯法的前提下，你是选择杀死1个胖子拯救5个工人还是坐视工人们魂飞天外？
如果按第一种情况取最优结果的价值判断（可以只死1个，为什么要死5个），那么，这个情境应该也不难得到相似的答案。但是，在哈佛大学的问卷调查中，那些在上一种情况选择“5>1”的人们，这次却集体站在了少数这一边，几乎没有人选择把胖子推下去。为何在第一种情况下大多数人认可的对错取决于结果，到了第二种情况就行不通了呢？
有人说，胖子和我们一样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他并不牵涉到这件事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应该把其他人的生命掌控在自己手里；也有人说，在第二种情况下，推胖子是我们的自愿选择，我们有能力选择推或者不推，而主动“杀人”是我们的伦理和道德所无法容忍的。
你看，这次大家更关注的是行为本身是否合情合理。虽然杀1个胖子可以救5条命，但人们觉得这样做有违伦理道德，因为行为本身就有问题。即使是为了拯救多数人，杀害无辜也是不对的。你看，结果主义在这里不起作用了。
那么问题来了，人们在做选择时，究竟是以什么为原则呢？为什么有时候，人们在乎结果好坏，而有时哈佛公开课公正感想，人们又更在乎行为过程是否合理？
真实的“电车难题”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电车难题”也无处不在。要想弄清楚人们在不同情境下的价值判断，我们不妨来看一个现实版的“电车难题”事件。
这是一个发生在英国的真实故事。
19世纪，一艘英国船只在南大西洋发生了事故。船上有4名船员，假设 A是船长，B、C、D是另外三名船员。据当时的报纸描述，他们都是品行良好的人，其中，A、B、C在伦敦都有家庭、有孩子，而 D是一名17岁的孤儿，这是他第一次出海远航。出发前，他满怀希望和热情，认为这次航行可以让17岁的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但很遗憾，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得那么顺利。他们的船只被海浪击中并沉入大海。所幸，4名船员都逃上了救生艇，然而，他们的食物只有两个罐头，没有水。在开始的几天里，他们什么都没吃。到了第四天，他们打开了第一个罐头，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吃了一只海龟和剩下的罐头。到了第八天，所有食物都吃光了。
在之后的几天里，他们在茫茫大海中飘荡，不仅没有救援船只的身影，连海鱼、海龟也再没出现。过程中还发生了其他事，比如D不听大家劝阻喝了海水，并因此病倒。到了第19天，除了病重的D奄奄一息外，其他3个人也饿得快支撑不下去了。此时，船长提议来一次抽签，与其4个人一起饿死，不如牺牲1个人挽救其他3个人的生命――也就是，吃人。
然而，由于B极力反对抽签这种做法，到最后，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又过了两天，救援船只依旧没有出现。
想象一下，换成是你，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再提议进行一次抽签？坐以待毙？或者……
可能你已经猜到故事接下来的发展了，没错，A、B和C把目光对准了奄奄一息的D，他们杀了他。尽管良心上受着谴责，但他们还是享受着D的“恩赐”。在未来的四天里，他们3个吃着D的血和肉，最终哈佛公开课公正感想，他们活着等来了救援船只。
由于杀了人，他们被警察逮捕并接受了法院审判。在法庭上，他们没有否认自己的行为，只是在辩护中他们称，如果不吃D，四个人都会死，而现在，一个人的死就换来了三个人的生机，最终的结果更好，他们没有做错。
现在，想象一下你是陪审团成员，如果暂且抛开法律层面的考虑，从道义上评判他们的行为，你觉得他们应该被无罪释放吗？
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与之前“要不要杀了胖子救活五条人命”的情况颇为相似？如果按照之前不推胖子的理由和逻辑――行为本身要合乎道德，那么在这个故事中，三名船员是不值得被原谅的，因为他们起码同时违背了两条伦理：杀人、吃人。谋杀就是谋杀，即使它能增加社会幸福总和，即使这个行为带来的后果是更多人活下来了。如果这种行为合理，那么那些社会上的杀人犯为了自己、家人或其他更高尚的目的，也会被认为是符合道德的。
然而，在当时的伦敦社会，大家对他们的“遭遇”十分同情。有人认为，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你不得不做些什么。杀人、吃人都是在特殊、严峻情况下的不情之举。如果一个人的牺牲可以挽救其他人，那么这种牺牲在所难免。不仅如此，也有人称这还牵扯到数量和影响的问题。D没有家庭、家人，他是一个孤儿。但其他几个人可能还有一大家子人要照顾。如果考虑价值和对社会的影响， 它就不仅仅是3比1了。就连当时的报纸也为他们开脱――如果不是因为家人，他们当然不会这么做。
你看，这一次，伦理道德又被人们抛诸脑后了，结果和功利反过来成了评判对错的标准。两种相似的情况，为何这一次，答案不同了？
无法抛弃的利益
很简单，因为这回，“我们”成了灾难的当事人。
在“电车难题”里，无论是司机还是桥上的旁观者，“我们”的利益都置身事外。试想，如果在电车另一轨道上的那1名工人是你的亲人，那么“可以只死1个，为什么要死5个”的理性对错评判标准是否还能发挥作用？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你刚好是那5名工人中的一员，会不会希望有哪个“好心”的路人扔下一个胖子救你于水火？
从大家对“吃人事件”的态度中，我们不难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可见，大多数时候，当面对他人的利益时，我们都是冷漠的。就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6条生命对“我们”来说只是数字概念而已。所以作为旁观者，当面临二择一的必选题时，我们当然愿意站在大多数人这一边。
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立场不一，答案自然也就不同。“电车难题”是一个难有答案的讨论，一旦变换一个条件，人们选择的标准立马也会发生改变，正义和邪恶永远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不身临其境，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会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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