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两万多份。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这些文件如果落入敌手，其危险性可想而知，因而中央文库又被称为党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大上海。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它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

“备交将来”的中央文库

1927年，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在武汉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

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当时党内没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对文库内的文件只是随收随登记，一包一捆地堆放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各级各地组织间的文件来往日益频繁，积存的文件也越来越多。让秘书处负责人去请瞿秋白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瞿秋白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确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等。在草案的最后，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这也是党史上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

从此，在旧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艰苦卓绝的事业。

第一位保管人“张老太爷”

中央在设立中央文库之初，就为它制定了一系列思虑周详的安保措施：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和集会游行，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张唯一生于1892年那一年的幸福时光下载，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他办事沉稳，老成持重。

中央文库最初设立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这里曾是中央秘书处办公地。张唯一物色了两位政治可靠的同志，成立了文件保管处。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资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到1930年底，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多箱、2万余份文件、资料。

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

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顾顺章掌握上海的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对秘密工作方式了如指掌。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国民党中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及时通知了。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全部转移，一切秘密联络点及联系方法全部变换。同时，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20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里，这里是他的家。中央文库由此躲过了一劫。

此时中央特科负责处理、保管的档案为避险已经被彻底烧毁。经此一险，党中央两个文库仅存一个，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不久后，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任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这个职务，必然与更多的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为策万全，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

第二任保管人为守护“一号机密”付出了生命

陈为人，1921年冬入党的老党员，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8年底和1931年春，他曾两次被捕入狱，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捕期间，陈为人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从未动摇，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可靠同志。正是看中了这一品质，张唯一把中央文库托付给了陈为人保管。

中共中央撤出上海后，留沪的地下党组织中，极少有人知道陈为人。而陈为人的妻子韩慧英，也是中共成立初期入党的一名老党员。陈为人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将隐蔽在张唯一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明月坊自己的家中。

在敌特、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一遇情况有异，中央文库必须立即转移。几年内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

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由韩慧英负责，党组织也只派一名领导与韩慧英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张老太爷”。这样的单线联系，让中央文库再次躲过了一劫。

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的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韩慧英每次出门前，都和陈为人约定好返回时间。一旦逾期，就说明出现了突发情况，陈为人会马上带着中央文库转移。

韩慧英被捕后，装作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被吓得哭个不停。她用老家河北高邑的口音说，自己是经人介绍来这家做佣人的，第一次登门，其余一概不知。国民党特务还是把她关进了监狱，直到一年多后才释放了她。而张唯一则一直被关押到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关押期间，他受尽酷刑，但他未吐露半点党的秘密。

就在韩慧英被捕后不久，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今西康路560弄）15号搬进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张惠生的陈为人。这里属于旧上海的高档住宅区，房租是每个月30银元。陈为人装作一个有钱的木材行老板，这份房租已经足以让他和3个年幼的孩子食不果腹。韩慧英被捕，让陈为人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也断绝了经费来源。为守护中央文库的安全，他又不能出去工作谋生，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陈为人坐监狱时染上的肺病此时日渐严重，却无法得到医治。

万般无奈之下，陈为人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写了封信，请她速来上海。韩慧如赶到上海，接替姐姐成为中央文库的掩护人。她拿出了自己积攒的300银元，支撑着一家人的开销。可是，这笔钱交完房租已是捉襟见肘，一家人很快又不得不靠典当度日，家里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即便这样，一家人还是常常不能吃饱饭。

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学校的一位地下党员，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瘦子”（真名徐强）也正在到处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

徐强在第一次与陈为人接头时，就发现陈为人已经沉疴日久，他要求陈为人马上住院看病。中央文库安全转交后，党组织安排陈为人住进了当时上海最好的广慈医院。可是没多久，陈为人因不愿花费党的经费，病还没治好，他就自己回家了。

1937年3月13日，38岁的陈为人重症病发，与世长辞。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文库藏身地多次变迁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中共地下情报系统保管。

首先接替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的是徐强和妻子李云。但徐强是中央特科上海情报系统的负责人，对外联络频繁，为尽可能降低中央文库的风险，他们是不能直接保管文库的。

这个机密任务交给了在地下党组织中长期从事内部工作的周天宝。周天宝只与徐强单线联系，与地下党组织很少接触，身份极其隐蔽。此外，他还有个特殊的“护身符”——他的姨父是招商局大员。当时周天宝的姨妈独自住在法租界顺昌里一座带花园天井的楼房里。中央文库就被周天宝存放在姨妈家的二楼。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上海沦陷。中央文库在顺昌里安然存放两年后，周天宝姨妈家出租的门脸房起火，连带着烧毁了楼房一角。周天宝抢救出存放文件的箱子，赶紧转移。

此后一段时间，中央文库经历了相对密集的几次转移、迁址。多数的迁址，是为了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文库的保管纪律。中央文库的存放地址，只有直接保管人和与之单线联系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掌握，知道的人极少。而这几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的工作产生变动，中央文库就会迁址，并与之前的联系人切断联系。

1939年，主管中央文库的徐强夫妇奉调延安，文库交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并随即迁址。吴成方1926年入党，20年代末30年代初曾在北平等地做过党的保卫工作，是中央特科骨干。他1933年调到上海，后来接替徐强，成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地区负责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情报系统负责人，直接受潘汉年领导。

1940年秋，1926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保管人。和陈为人一样，缪谷稔当时也身患严重肺病，而且病情日趋严重，组织上不得不另找可靠同志接替他。不久后，中央文库交给了最后一任保管人陈来生。

缪谷稔切断了和中央文库的一切联系，返回江苏老家休养，从此一病不起。继陈为人之后，缪谷稔成为保护中央文库耗尽心血的第二位地下工作者，逝世时年仅39岁。

解放后中央文库完璧归党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时候只有23岁，是历任中央文库保管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他也是保管中央文库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42年夏接手，到1949年9月将文库移交上海市委组织部，陈来生负责保管文库长达7年之久。

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为了把2万多件、20多箱文件从新闸路的缪谷稔家安全运出来那一年的幸福时光下载，陈来生采用“小鱼钻网眼”的办法，动员自己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一家人扮作走街串巷“跑单帮”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暗藏文件、资料，每人每次只带几份，毫不惹眼。这样，经过一个多月蚂蚁搬家式的转运，才将所有文件安全转移到新库址。

新库址起初选在弄庚庆里过街阁楼陈来生妻弟家中，两个多月后他向岳父借钱租下了成都北路972弄3号的西厢房，开了一家“向荣面坊”作掩护，中央文库就存放在陈来生亲手改造的阁楼的夹壁墙中。“向荣面坊”不光是掩饰，而是要做生意维持生计。因为当时组织上很困难，保管中央文库的经费问题要靠自己想办法。

1942年，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后不久，就接到了为延安调阅文件的任务。当时中国共产党开始，陈来生受命查阅的，是有关“若干历史问题”的原始记录。他第一次拆开保存中央文库的夹壁墙，足足用了十几天，才找出了中央所要的几十件档案，抄出副本，由地下交通送到延安。

1946年5月，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国共开始新一轮的谈判。谈判间隙，牵挂着陷于上海多年的中央文库。他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亲去上海，转运中央文库。陈来生接到指令，第二次打开了中央文库的夹壁墙。刘少文带来了两只航空皮箱，装下5000余份档案文件，他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团员的特殊身份，乘坐国民党方面的飞机转道西安，把四分之一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

但是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大规模内战开始，中央文库的转移计划只得暂时停止。陈来生仍旧按照原样，将中央文库封存在夹壁墙中。这一封存，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到了当年瞿秋白为中央文库定章程时所说的“将来”。

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刘少奇、、批阅签发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

195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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