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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我去战斗”

李心田简介:江苏省睢宁县人,1929年出生,中共党员,1950年毕业于华东军政大学并参加人民解放军。历任解放军第28速成中学教员,济南军区文化部干事及前卫话剧团创作员、副团长,创作室主任,一级编剧,系中国戏剧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他17岁开始写作,第一首小诗《游子之歌》发表在1948年的徐州报上,18岁发表《永不忘记》、《夜间扫街》等短篇小说。参军后当过教员、教导员,后在剧团从事创作。多年来,一直从事专业写作至1993年退休,一生写了大量文艺作品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品,主要作品有反映抗日少年战斗生活的独幕话剧《小鹰》及同内容的小说《两个小八路》(1961年),后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反映红军后代成长历程的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1971年),后拍成同名电影;话剧《风卷残云》(1977年),叙事诗《金色的花环》(1978年)等。新时期以来,他走向社会深入基层,笔耕不辍,新作品有《少儿读物》、《第10演播室》、《潜移》等。其思辨小说《寻梦三千年》是一部以全新视角、独特的表现手法,描写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力作。他的代表作《闪闪的红星》拍成电影后,已家喻户晓。

专访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那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党的教导记心头……”提起电影《闪闪的红星》,今天40岁以上的人们都会眉飞色舞地说上一段其中的故事情节,都会哼唱几句红色经典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或《映山红》。而电影《闪闪的红星》是根据著名军旅作家李心田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而成的。

十一国庆节前夕,我们慕名专访了年近八旬的著名军旅作家李心田,和这位创作了《闪闪的红星》、《两个小八路》等一系列优秀文学作品的文学前辈进行了一次愉快的对话。

重拍红色经典应当慎重

杨家山(下简称杨):新世纪里,特别是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和长征胜利70周年的大背景下,一大批红色革命题材的电视剧在全国荧屏上风起云涌,根据红色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一度占据了主导位置。然而,这些红色经典改编剧却引发了很大争议,似乎抨击声大于叫好之声。李老,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心田(下简称李):我以为,拍摄红色经典改编剧应当慎重,不能只看到红色原创作品所提供的市场空间。近几年拍摄的红色题材电视剧多达六七十部,但是《小兵张嘎》、《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苦菜花》等一批红色经典改编剧在社会上争议不断。这些红色经典改编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问题,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对并不熟悉那段革命历史的青少年观众影响很大,很容易误导观众。

杨:不少红色经典改编剧都存在着人物“脸谱化、模式化、教条化”的问题,您对此怎么样看待?

李:是的,红色经典改编剧中正面人物绝对高大,反面人物绝对丑陋,这样的形象观众并不买账。面对信息多元化的电视剧市场环境,红色经典剧若改编的不到位激情燃烧的岁月第一部迅雷下载,还不如新的原创作品吸引观众。红色经典改编剧争议实际上给红色原创作品提供了市场空间,像《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就观众好评如潮,商业前景也看好。目前红色原创作品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是真实性会打折扣,现在的大多数编剧年龄都在三四十岁,对革命战争年代没有直观感受;其次是市场推广比较困难,因为“红色经典”可以用原著作品做看点,但是原创作品打不了这张牌。

杨:您的《闪闪的红星》是当之无愧的红色经典,我也听说有人准备把它拍成电视剧,而您对红色经典翻拍现象不热心。有这回事吗?

李:2003年就有人来找我谈过《闪闪的红星》改编电视剧的问题,当时一家北京的公司要投资800万,把它拍成一个20集的电视剧,但后来没有成功。我认为,现在对红色经典的改编的出发点不对,改编者想的只是利用红色经典的知名度来攫取商业利益,没有耐心和能力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重新挖掘红色经典的内在价值,他们只要在原来的那个框架内简单地讲一个故事,根本不去关心故事背后复杂的人物性格和时代背景,而且就算是讲故事也缺乏认真的态度,急功近利、敷衍了事、粗制滥造,这样作品的艺术质量就可想而知了。我希望看到的是震撼人心的艺术品,而不是只能赚钱的商品。

谁是生活中的“潘冬子”?

杨:您创作的《闪闪的红星》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太大了,可以说我们是看着“潘冬子”,唱着“红星闪闪”长大的。您能给我们谈谈《闪闪的红星》创作过程吗?

李:《闪闪的红星》这部小说被翻译成了十一种语言,再版了几十次,它对几代中国人的成长产生了一定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我个人创作的一个高峰。我开始创作《闪闪的红星》,是在1961年。那时,我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两个小八路》,责任编辑约我再给孩子们写一本书,我答应了。此后,我开始构思、创作,直到1971年才定稿,我当时起名《闪闪的红星》,编辑改为《战斗的童年》,1972年5月正式出版时又改回了《闪闪的红星》。

杨:您创作《闪闪的红星》用了这么长时间,那个年代搞创作一定很曲折吧?

李:其实,主要的阻力是当时的文艺环境,作家在极左思潮下不敢放手写作。我一度把书稿交给了出版社,但是怕有问题,我又要了回来。就是这样激情燃烧的岁月第一部迅雷下载,最后还是险些出了“潘冬子”问题。

杨:“潘冬子”会引起什么问题哪?

李:“潘冬子”这个艺术人物,当时小说《闪闪的红星》出版后特别是电影放映后,影响很大。但有人告诉江青说,《闪闪的红星》写的是许世友将军的家世,说“潘冬子”的生活原型就是许世友将军的儿子许光。那时江青欲搞倒许世友,便想利用这个事做一发“炮弹”,因此派人找到我调查。后来幸亏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声苏主动承认“潘冬子”的原型就是他,这件事情才化险为夷。

杨:那么,谁是生活中的“潘冬子”?

李:其实“潘冬子”身上既有许光,也有鲍声苏,还有千千万万与他们有相同经历的红军子女的身影。上世纪50年代,我在部队速成中学当教员,当时济南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儿子许光、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声苏,都跟我学文化,这两个孩子都是长征前留在家乡、全国解放后找到父亲的。当时还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江西革命根据地有一位红军,长征时给家人留下一顶军帽,军帽上写着名字,后来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这顶军帽找到了他的父亲。这些革命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也就成为了我创作“潘冬子”的生活原型。

“红星照我去战斗”

杨:您的代表作《闪闪的红星》、《两个小八路》等都是儿童文学作品,您创作的8部儿童文学小说被研究者誉为“儿童史诗系列”。能谈谈您是怎样喜欢上儿童文学创作的吗?

李:我的创作,除了儿童文学以外还有几十万字的其他题材的作品。就职业而言,我首先是一名军人,其次是个编剧,我的主业是军事题材,是戏剧创作。我之所以从事儿童文学创作,那是因为1957年我在当时的《文艺学习》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我的两个孩子》,一位名家给我的评价是能够“以情动人”,这使我茅塞顿开。在此之前,我写作已经有十几年了,但一直没有找到突破点。在此之后,我认识到文学的成功离不开感情的真挚,而真挚的感情来源于熟悉的生活。而我曾经长期从事革命教育工作,对很多人的童年生活非常熟悉,这就自然而然成为了我创作的首选,此后的《两个小八路》、《闪闪的红星》、《跳动的火焰》等都是在这种“无意”中写出来的,现在看来,成功的关键是我写出了真挚的人情。可以说,儿童文学并不是我自觉选择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儿童文学还只是我的副业。

杨:那您在儿童文学上的成就是一种无心插柳的结果吗?

李:其实,文学创作是很讲究机缘的。那种所谓在创作之前就有了长远的规划和自觉认识的说法是不实在的。老实地讲,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并没有什么刻意的规划,只是尊重感情,尊重生活的一种自然形成的过程。

杨:李老,您近来还从事什么文学活动吗?

李:2005年,把自己半个多世纪来文学创作经历的230多件宝贵手稿、书籍等资料无偿提供给现代文学馆永久收藏后,我便修改发表了一组写济南当代名士的诗歌,另外还整理出版了散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丁二元在此》……

我们采访结束时,一脸兴奋的李心田老人轻轻哼唱起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小小竹排江中游,滔滔江水向东流。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前赴后继跟党走!”

相关接链:电影《闪闪的红星》简介

这是一部较优秀的儿童影片。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由陆柱国、王愿坚改编,李昴、李俊导演,祝新运和高保成、薄贯君、刘继忠、赵汝平主演,1974年上映。

主要剧情:急风暴雨的1931年,潘冬子的家乡――柳溪镇暂时还处在大土豪胡汉三的统治下。潘冬子挑柴经过胡汉三家门前,被正准备仓皇逃命的胡汉三拦住,丧心病狂地把吊打拷问潘冬子,逼他说出他父亲潘行义的下落。这时,红军在潘行义的引导下,打进柳溪解救了潘冬子。柳溪建立了红色政权,潘冬子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潘行义在对敌作战中负伤,他在手术中主动将麻药让给阶级兄弟,使潘冬子深受教育。1934年秋,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潘行义随部队转移。临行前,他给潘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潘冬子和母亲暂时离开柳溪,转入了深山老林。在当地领导游击队和革命群众进行斗争的红军干部吴修竹,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增强了潘冬子和母亲坚持斗争的勇气和力量。为掩护乡亲们撤退,潘冬子的母亲壮烈牺牲。潘冬子看到母亲的死,变得更加坚强。在闪闪红星的照耀下,潘冬子积极参加对敌斗争。他破坏吊桥,切断敌靖卫团的后路,使敌人缴枪投降;他巧妙地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送给游击队;他和椿伢子把情报送给游击队,搞沉敌人的运粮船,破坏了敌人的搜山计划;他沉着机智地应付胡汉三多次狡猾的试探和盘问,最终满怀仇恨地砍死胡汉三,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攻打姚湾镇的军事行动。战斗迎来了胜利。1938年,在江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上级派潘行义来接吴修竹领导的游击队下山。潘冬子和父亲终于见面了。潘冬子戴上那颗闪闪的红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加入了红军的行列,踏上了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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