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的历史上，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领导人，特别是一些犯过错误的领导人，如、李立三、(洛甫)、李维汉(罗迈)等，一旦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之后，经过痛苦的思想认识，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随时勇于修正错误，并且敢于坚持真理，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正确的“错误观”，值得今人思考。
从挫折和代价中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难能可贵
上曾经出现过的错误，尽管背景和形式不同，危害亦有大有小，但都发生于一个宏大的历史舞台之上。换言之，是马克思主义东渡，特殊的中国国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不可能一帆风顺，而任何一种能够形成错误的原因，都应该从这个客观的历史背景以及特殊的中国革命的舞台上去寻找，而不能简单粗率地归咎于个人。
主张过不合实际的“一次革命论”。当然，他的思想来源是共产国际代表的“不间断革命论”。这位具有诗人和作家气质的领导人，在后的惨烈氛围中，简单把中国革命等同于“十月革命”式的“围城”，从而导致革命的损失。但此后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尽管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处分和对待，仍然忠诚于革命事业，并对新的错误保持了必要的警惕，且将之与自己的错误相联系，着重从思想上予以重视。最后，他因为被又一次的党内错误所排斥，未能随队参加，进而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李立三较之有更多和更大的深刻教训和反省。他曾是中国革命中工人运动和武装暴动的一位主将，他的错误是急躁的“盲动主义”，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之初的一个败笔。为此，他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被当作了反面教员。但纵观其一生，可谓功大于过，尤其是他勇于解剖自己错误的态度，堪称后人的典范。
一如，李立三被免职之后被派往苏联受审和学习。在苏联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他遭受到各种批判和打击，他对自己的错误也负疚不已，难得的是他坚持党性。1946年，李立三回到国内，并按组织的要求化名工作，当时有些单位请他去讲，他坦诚地讲述“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领导人的责任。期间，有人提问：“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他回答说：“我就是李立三呀。”一时全场肃然，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
新中国成立在即，李立三被安排领导工会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形成了自己的工人运动思想理论。他实事求是认为社会主义公营企业仍存在有公私矛盾，这是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而工会在兼顾公私的同时，更要侧重保护工人群众的利益。他还明确区分了党、政、工的关系，提出“把工会办成真正的工人群众组织”的思想。然而，他的这种正确意见和主张却受到了批判，最后竟被免职，“”中更因此遭受到迫害而殉难。
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的革命家，堪称典范的是
曾被称为是党内领导中起来反对错误的第一人。当年，是他率先在某些局部问题上否定了共产国际、斯大林以及临时中央的策略方针。此后在途中，、、王稼祥组成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这给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还在延安运动中深刻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成为全党自觉开展自我批评的榜样。期间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他现身说法，指出：“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经过，他自觉地从事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又以“让贤”的姿态使党的领导实现了平稳过渡。
此后的并没有退隐，由于自己曾经有过错误，并且对之有过沉痛和深刻的反省，因而对于相似的错误，他有着敏感的觉察，并且意识到其严重性。虽然自己已经不在党的领导核心之内，但他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福祉出发，敢于坚持真理。1959年7月的，发言批评“”和“化”运动的错误，在发言中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未能产生相应的作用和影响，反而使蒙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贵在能够认识到错误的来源
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贵在能够认识到错误的来源，以及意识到防止错误再度发生的有效方法。所谓坚持真理，这里体现为体制安排的设想，即健全制度、倡导法治、推行民主。晚年的李维汉对此颇有心得。
李维汉年轻时曾是和蔡和森等的挚友，后赴法国留学，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他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成为错误的领导人之一。晚年李维汉对此深有体会，他揭示了上的起源，认为之所以会发生种种的“过火行为”，主要是思想路线上“误读”马克思主义以及盲目照搬苏联经验。
晚年李维汉还撰写了《回忆与研究》一书，总结了和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在他看来，错误的发生和严重化，不能局限于领导人个人的原因，这里体制的健全尤为重要。1980年，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对于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当时胡乔木曾做说明，他说：“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与党内存在封建残余的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过，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同志时期也没有解决，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需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李维汉同志提出的。李维汉同志同小平同志谈话提出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
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认识上的偏差，没有引起注意的“封建残余”的问题未能得到彻底的清算，于是不免发生了“复活”的现象。李维汉以为，“应该补上这一课”。而所谓“封建残余”不外是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个人崇拜等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如“搞家长制，对人家的一点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最后就不免发展成悲剧。李维汉这么说，自己也不断反省，当年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主持，曾经错误批判了王实味，到他晚年，在他的坚持下，终于为王实味实现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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