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萧红是一位具有现代精神气质和艺术理想的先锋作家，她那极富个人魅力的小说创作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使小说获得了另一种独特意义的存在。萧红边缘化的人文立场，和对既有价值观念的怀疑与质询精神贯穿于其全部创作中，这种立场使她固守了一份女性的经验，并由此成功地抗拒了男权文化的精神扭曲，使她能够直接洞察民族和人类生存的基础――两性关系。而她的这种透彻洞见，也超越了本土文化，具有了一定的世界视野。萧红一生的艺术跋涉，都是向着温暖和爱的方向，追求一种女性独有的爱与美的理想。

关键词：萧红；边缘化的人文立场；男权文化；《呼兰河传》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萧红是一位具有现代精神气质和艺术理想的先锋作家。创作伊始，她就步入了生命探索的苦旅和对生命本体的叙述。她那极富个人魅力的小说创作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使小说获得了另一种独特意义的存在，其作品的艺术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越来越散发出夺目的光彩。正如季红真女士2009年到哈尔滨寻访萧红遗迹时所发出的感言：“萧红是一个美丽的传奇，从历史的深处跋涉而来，引领我们走向未来。她已经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以燃烧的思维，照亮我们灵魂的彼岸。”萧红一生没有出任过任何公职，完全靠写作为生。虽然她的成名作涉及了当时社会的热点话题，但她始终和时代的主流话语保持距离，以一个女性的切身体验和率真性思索从边缘角度审视着历史、文明、社会与人性。也正因为她的这种对主流文化的“游离”态度，导致了她的思想不能为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和接受，甚至有某种程度的误解。萧红边缘化的人文立场，和对既有价值观念的怀疑与质询精神贯穿于其全部创作中，这种立场使她固守了一份女性的经验，并由此成功地抗拒了男权文化的精神扭曲，使她能够直接洞察民族和人类生存的基础――两性关系。而她的这种透彻洞见，也超越了本土文化，具有了一定的世界视野。

萧红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经历了母亲的死，至爱的祖父的死和失去亲子的伤痛，这使她在一般左翼文学的主题中，熔铸了更多关于生与死的思考。生存与死亡的问题一开始就是萧红文学表现的基本主题。在她不足九年的创作生涯中，如杜鹃啼血般至死不渝地信仰和追寻着“爱的温暖”，对时代、生活、人生的感受如一缕悲悯的阳光，照在那些蝼蚁蚍蜉般辛苦、麻木、恣睢地生存的“他者”身上。萧红所关照的都是人类生存的本体问题，她试图寻找一种优美、健康、自然、本真的生存方式。[1]萧红喜欢绘画（因文学创作成名之后还梦想着到法国去学画），所以她的小说能够颠覆传统小说以线性的时间和因果关系来组织故事情节的方式，而是“有意淡化情节，完全摒弃偶然性、传奇性，也不要故事性”，[2]代之以对于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生活片断的细腻描写。萧红不依照时间的线索，有序地描绘事件与人物，而是按照自我感受的强烈程度来抓取描述对象的特征，她独特的艺术视角能够直接地将人生的艰辛和悲惨呈现出来，其作品自然地具有了一种粗犷和力度。她的作品既具有散文化的开放式结构，又在开放中有紧凑的结构性，是贯穿其中的深刻而悲凉的人生哲学，赋予了作品内在的结构和力量。萧红丰富的艺术情愫使其作品内蕴浓郁的诗情，《呼兰河传》是其小说诗意美的最显著的体现，茅盾在其序言中称赞“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

关于萧红的创作态度和文学观我们通过她的话语进行深入了解：一天，同为东北流亡作家的骆宾基围绕萧红的创作找萧红谈话，她将平时心中积存的不满都倾述出来：“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包括你在内，说我这样那样，意思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气不忿儿，以后偏要写！”萧红还倔强而自负地说自己还要“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鲁迅) ！”[4]这些话不仅表达了萧红知难而进的态度和特立独行的文学观念，同时也表露了萧红倔强的个性，因为受到别人的轻视，反而更增强了创新的决心和信心，她不但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写，还要在小说的长度上超过自己的恩师鲁迅。这就是萧红，一个志向高远、率真大胆的女作家！置身于左翼文学的潮流之中，她对于左翼阵营内一些男性作家的性别岐视异常敏感，特别反对建立在狭隘的阶级论之上，忽略人性、忽略性别差异的文学观念，她所追求的文学理想没有阶级、种族、性别的局限。作为一个具有“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胡风语）[4]的女作家，萧红在1938年《七月》座谈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过去，作家的写作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时间才能够把握的。”[6]。

她的代表作《呼兰河传》既继承了鲁迅先生开创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题，写尽了呼兰河小城民众的落后、愚昧、闭塞和麻木，又用文化审美心理观照故乡的荒凉，给读者以心灵的震撼，从而引发对整个民族生存形式的思考。萧红在评论鲁迅先生的小说时指出：“鲁迅小说的调子是很低沉的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简介，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感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起受罪！”这句话用在萧红身上也是恰当的，觉醒者的先行者往往要经受痛苦和磨难的洗礼。萧红作为觉识者也是痛苦的，不只是先行者孤独的痛苦，更有看到乡民们昏睡与麻木的痛苦；她也同样在自觉地受罪，为男权文化传统下那些苦难的女性而自觉地受罪。萧红一生对于男权社会有着从本能到自觉的反叛，不断尝试用艺术与人生来确立女性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也不倦地寻求着精神的归宿。萧红笔下的男性形象，均以直接粗暴或间接猥琐的行为对女性施展着自己的男性权威，肆意践踏着女性的身心，使女性生存于暗哑的世界、徘徊在生与死的生命边界。在男权社会里女人只是工具和奴隶，是丝毫没有人格和生命保障可言的，无论美丑老幼，无不承受着无休止的痛苦与折磨。社会文明的体现是尊重女性，社会的进步也应该是以女性的进步为起点的，但在男权社会里，她们却遭受着凄苦的境遇。她们作为“人”的价值在男权世界被无情地毁灭。更为触目和残酷的是，女性一面是苦难的承受者，另一面也沦为制造苦难者。她们不仅是男权下的受欺凌者，男权无意识的或不自觉的维护者，更是男权的共同制作者。女性的生机与美丽不仅毁灭在男性权威下，更可悲的是毁灭在女性同类的摧残下，女人不仅要承受来自男权的压迫，还要遭受在这种压迫下接受男权意识的女性的摧残。萧红在创作中要求作者主体的介入，作者情感的介入，最终让读者和作者一起感同身地受逼近苦难，让苦难更深入作者和读者的骨髓。

萧红本质上是一位自传型和情感型的作家，这是她自觉的审美选择与艺术追求，尤其是在《呼兰河传》的创作中，自传式叙事方法给小说带来特殊的艺术效果。她用怀旧的笔调和转化的叙述视角，用儿童纯真与成人理性相揉的目光，去观照已逝的家园。全书采用信马游疆的巡礼式抒写，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的廉租房客。萧红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风俗人情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作家所关注的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是最一般的思想，是整个社会的风俗”[7]。小说以自由的文体突破了中外小说的一般规则。第一章运用的是电影的手法，有镜头感，整体地表现了小城的人文地理风貌，最后定格在变幻的火烧云上。而其中对围绕着大泥坑的叙事则具有整体的象征意义，既是写实也是隐喻，表现出对于蒙昧的精神生存的多重反讽。第二章是风俗画，详细地介绍了这座小城的各种民风习俗。第三四两章是抒情诗，以复沓的旋律回忆了自己的童年。第五六七三章是短篇小说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简介，有人物、有故事。而贯注整部作品的故乡情结则使文体不同的各章获得诗性的统一风格，增加了整个族群精神情感的凝聚力，同时也突显了她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写作立场。《呼兰河传》不但用儿童的视角审视了民众的看客心理，更多的篇幅是萧红满含深情地回忆与祖父相依为命的童年生活；但她没有将笔触停留在此，而是以“长大后”的成熟目光，以一个现代人的理性精神审视着家园。呼兰河小城人们荒凉的生存状态是几千年封建宗法思想长期积淀的结果，是呼兰河畔落后、愚昧、闭塞的人文环境的产物。萧红出生在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冷漠的家庭生活在萧红幼小而敏感的心灵中留下深深的创伤。幸亏有了祖父，萧红的童年才增添了乐趣，祖父是一个慈祥、善良、充满爱心的老人，让她感受到了温暖、爱、善良、真诚与生命的乐趣。她通过自己成长历程中对世事的深切体验，以纯真诚挚、自然朴素的感情投入地描摹故乡的生活。在舒卷自如的《呼兰河传》里，萧红的故乡情结得到尽情地宣泄，她如数家珍似的记录着凝结在她故乡情结中的平凡的人和事，自由洒脱的文体风格和独特的视角使得她的叙述既生动感人又力透纸背。

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8]她采取合乎自己情感意向和审美心理的创作方式，在奔涌的创作灵感的驱动下急切地倾泻出久贮于记忆中的印象片断，以生动的场景来捕捉情调并表现情绪的流动，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赋予小说以形式自由、韵味浓郁的抒情诗格调。萧红也是一个凭直觉感受的“灵性”去写作的女性作家，她重直观、重感觉、重生活的本真，故而摒弃对情节的追求，从自然的生活场景中写出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评论女作家多萝西・理查森时说：“她发明了，或者如果她没有发明，发展和使用了一种适合于她自己的句子，我们不妨称它为女性性别心理句子。它比旧的句子更富有弹性，可以拉得很长很长，挂得住最小的微粒，也容得下最模糊的形状。”[9]萧红也同样是发展和使用了一种适合于她自己的语言。这种具有女性特质的语言，既表达了女性的敏感、细致，善于从琐碎的日常生活碎片中找到深刻的暗示，又有儿童语言的率真、天然，更加直观地说出了生活的真理。这种感性化的女性语言，撇开了那个时代的流行文本对概念的堆积与复制和生硬、僵化的情节结构形式。萧红用她个性化的语言表达了经受战争的炮火硝烟和战时颠沛流离的生活磨砺得敏感心灵所感受到的更值得发掘的东西――这就是人的生命价值。

萧红以自己特有的女性视角探询和质疑了整个社会乃至人类文明的诸多问题，从而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萧红的创作整体上表现为一种女性特有的情感化的表述，一种饱含着亲身体验的叙述，但她能够从女性特有的视角审视社会与人生，成就了文学艺术上永恒的主题。萧红擅长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她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使她的小说语言呈现出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情趣。她那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的小说语言于浑朴中带有隽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蕴，形成了“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萧红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用女性的悲悯注视苦难大地上的底层妇女，关照她们在男权社会笼罩下的生存境遇。由此，男权统治下的最底层的女性得以在文学史上留下身影，从而警醒着同时代的和后时代的人们。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女人通常是非主体、无话语的，她的敢爱敢恨和文学创新无疑是大胆的反叛和勇敢的探索，这种探索是萧红对于人类大爱的渴望。她一生的艺术跋涉，都是向着温暖和爱的方向憧憬，追求一种女性独有的爱与美的理想。

【参考文献】

[1]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2]萧红.呼兰河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

[3]骆宾基.萧红小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

[4]铁峰.萧红文学之路[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5]皇甫晓涛.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6]葛浩文.萧红评传[M].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7]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胡敏，陈映霞，林树明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8]季红真.萧红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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